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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曲家李劫夫的艺术生涯和命运
 发布时间:2019/2/14 浏览次数:1302

消息来源:四海承风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他曾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

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革期

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进行审查,“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

“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

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本文摘自《南方周末》,作者陈益南,原题为

《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

(一)

李劫夫是谁?

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

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

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

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

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则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

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

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

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

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

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

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

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有人总主张艺术要远离政治脱离政治,认为有政治就会没有艺术。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政治介入艺术,是因为往往这种“介入”,不是生硬直白地

塞入,就是以强暴艺术、压制艺术为前提,活活地扼杀了艺术。

我们平日多见的所谓艺术介入政治的作品,如《X啊,母亲!》之类,其实只

是体现了宣传。

而宣传仅是政治需要本身,仅是目的,却还不是艺术。很遗憾,对此,许多的

宣传人员与仁者智者,都没能看到想明。

其实,具有政治意义的艺术,常常最能释放人性的情怀,展现人性美的高度,

最能使人努力奋进,让人始终能常生激情,永葆青春。

抗日战争时的《松花江上》,好不好听?

对越反击战时的《血染的风采》,动不动人?

反映二战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好不好看?能不能让你

久久不会忘怀?

当然,真正要让艺术体现政冶,并非容易的事,并非简单的事。

情况往往是这样:艺术真要进入政治,不是出传世之作,就是大量制造垃圾。

风花雪月,固然也是艺术需要表现的范围,因为她们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只

是,政治往往显现了人性的刚,而风花雪月则往往展露了人性的柔。

纯刚易折,纯柔易溶。唯刚柔相济,一张一弛,才是人性的全面,也是艺术的

全面。

劫夫的歌,至今能被人唱,能让人记得,这应该已表明,他的音乐创作艺术,

确已达到一种高度了。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

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二)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

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

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  同时,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

出版,书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

恩来总理。周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

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

歌。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

8月)。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

重政治错误”。

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

进》!

——这个“林主席”是谁?

是“林副统帅”、林彪啊!

为何会这样?下文将一一说明。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

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

的,就只是专业醉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

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

猝逝于尚在办他的那个专案“学习班”中,终年 63 岁。

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枪杆子集团中去的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开始后,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

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

戏中的潜规则,而他从延安时期起,却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

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无端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侯选”的黑名单中。在

那运动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

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

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

而来劝他放心,不要作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

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

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载正式

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捡讨。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

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

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们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及

文革后的日子,无非就是捡讨捡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

“众神归位”的大流,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

机。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

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

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

劫夫院长,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

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

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

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

表示,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

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

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还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

时的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

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对此事就作过证:“这件事是上面清楚的。”所以,

当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时,劫夫便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

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

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

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之间,来来往往,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

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

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

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

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

一”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

“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

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

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

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

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

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

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

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

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

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的“做

媒”、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

彩,愈加浓重。

“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

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

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

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

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

子冒充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

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

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

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

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

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

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

时,带给了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

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

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

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

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

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

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

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10月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

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

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

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

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

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照讲,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让人家弄成了罪证

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

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 头盖骨变得象木

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

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

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也许,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但是,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却都能明白那专案“学习

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是大大强过

正式的监狱的。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

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的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嚇你,没日没夜。不怕

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

受过专业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有过的想法,会长期守住的,

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是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那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专案组”作法,在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彭

真等高层领导,之所以都一致认为必须永远废除它,就是因都大吃过那玩意儿

的苦头。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

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

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

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们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

因的往来,只要确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

没有参入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

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

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

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从狭隘的逻辑

上,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

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

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

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入了林彪集团活动

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

非专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

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按现行的体制,能有人为他担这个担子吗?


(四)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

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

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

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 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

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

平,公开说话了。

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

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

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

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

姓家里。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

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

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乐曲。

1994年3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

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

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

式。

但是,辽宁暨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还是在当年4月1日,在沈阳回龙岗公

墓,为劫夫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

《人民日报》则在新闻版上,刊发了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

念》,文章说: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

劫夫原名云龙,终于,他安息于“回龙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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